第三百六十章 劫后余生-(1)

　　 1936年12月19日，大雪初停，西北与中原都是风和日丽。

　　 在早晨清新的阳光下，准备轰炸西安的各地空军正整装待发。就于此时，一架从西安来的飞机先到洛阳，几个小时后又降落在南京。被俘的南京高官蒋鼎文，携带姜瑞元致洛阳机场丁家桥的手书回到南京。

　　 这份手令措辞温和，然而不容抗拒地勒令何应钦贺衷寒，“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手令在丁家桥引起震动，大批军的元老勋臣政学系官僚和团人物起而支持宋美龄孔祥熙。

　　 主战派大势已去，但此时的贺衷寒邓文仪，却极为牵强地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姜瑞元手令末尾的“顺颂戎祉”四字。

　　 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解释，被贺衷寒邓文仪煞有介事地用来四处动员。第二日，在他们的密令下，战争终于在渭河流域打响。

　　 这一天拂晓，桂永清部队向华县一带的小股奉军，发动首次攻击。战斗迅速结束，教导总队在缴械两营后，沿渭河南岸急速西进。与此同时，十几架飞机轰炸渭南华阴三原等县城，渭河车站当即变成一堆瓦砾。

　　 20日入夜，桂永清部抵达赤水一线，略事休整后，于次日拂晓作主力攻击。18辆轻装甲车迅速撕开奉军阵地。两军胶着一团。随即，大批骑兵步兵在炮火掩护下，迅速切割包围了奉军大部。

　　 至下午四时，奉军被击溃。该役光彩之极，教导总队歼敌近3千，损失仅死34人伤28人。

　　 36小时之内，桂永清连下华县东西赤水渭南四城，西安门户已经洞开，在他前头的，是百里沃野，奉军已无险可守。

　　 直到此时，何应钦的停战手令终于来了。

　　 也是这一天，在西安，一种奇异的感觉，占据了宋美龄的心灵。那是熟悉宗教的人才会有的一种预感，似乎梦境一般地，历史在创造中，人物在活动里。

　　 这一天，宋美龄她不顾劝阻，在充满希望的星期二早晨，走上座机。在她一行几人中，还包括一个特殊人物，戴笠。

　　 戴笠出示了张汉卿的一封短信，短信希望戴笠能“在此艰险的境况”下，“代表起黄埔的力量”，以“希望求得一个最后的保障”。

　　 于是，戴笠也登上了飞机，飞机向北飞去。到达西安之后，终于他们见到了“甚憔悴，局促有愧色”的花花少帅张汉卿。

　　 而心急似火的宋美龄也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丈夫姜瑞元。姜瑞元告诉她，他正读书到“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

　　 在过去那被俘的10天里，这个曾经野心勃勃的党国之主以毫无表情的面容，或读《圣经》，或卧床休息。他紧抿的嘴唇，似乎透露着一种倔强一些不屑。

　　 期间很少说话，就算说，也是“你们杀了我吧”，以及“我是你们的领袖”这一类的硬气话。他犹如一口古井，幽深孤傲。

　　 但这些短暂的日子，他的心中，却有着惊涛巨。在随时可能死去的这个房间里，可以感知到日出日落，雪飘雪止，然而一堵灰墙，却隔绝了他与自己统治下的广漠土地。这使他开始以一种近乎宗教的情绪，回味他曲折漫长的一生。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莫名其妙的大人物之一，从1927年开始，外界包括西方，对他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评论。有人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有人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儒教徒”，还有的，则说他是军人“独夫”阴谋家。

　　 但始终，对姜瑞元的评述与看法都是形形色色，莫衷一是。

　　 谁都无法说清楚他，就仿佛这个人就和这诡异无序的历史一样，断裂而复杂。

　　 从溪口小镇的“丰镐房”走出来后，那个单薄年轻的躯体，介于儒教徒和流民之间。他读四书五经长大，对母亲亡父甚至祖父，都有着深沉的中国式的孺慕情绪。

　　 然而，“我九岁丧父，当时家里的悲惨情况实在难以形容。我家无依无靠，没有势力，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对象……”，这种惨淡的小镇生活苛酷的生存竞争，使他又多少能够直面着n理宗族的虚伪和脆弱。

　　 与这个沉闷年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他更多的，是流民色彩。

　　 在刺刀决定社会的日子，他被潮流裹卷，选择了从军的道路。随后，在保定在东京在上海，他一面以流民本色，眠花宿柳，另一面又因宋明理学的熏陶，暗自克制与忏悔。

　　 他仍然是一个在流民与儒教徒的夹缝里，不断徘徊的人。并且在佛教虚构的那个极乐世界中，寻找着精神的依托，生于乱世，这是许多人的选择，无关贫富贵贱。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时势造英雄，他却并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儒教徒，甚至因为婚姻，而改变了对佛教的信仰，皈依了基督教门下。

　　 他那种身上的流民色彩，还始终执拗地抬头着。但这个动荡的民初乱世，似乎就是这样的人的天下。

　　 从黄埔开始，他继承了孙逸仙遗产的一部分。他拥有了长江中下游五省。不过是40岁出头的年龄，他就成了最大的军阀。

　　 但南京政府是最大的军阀政府，又是最小的“中央政府”。孙逸仙的遗产是如此沉重，他继承几千名年轻军人的同时，还继承了一个最涣散的“大染缸”一般的党，一个让他回天乏力的时局。

　　 是这些使他在短短四年内，两次下野，也最终迫使他，下定了赞助蓝衣社的决心。

　　 1932年到1933年，是他一生最富有意味的时期。这短暂而纷繁的两年，他渐渐地眼热起军国的日本，并关注着法西斯的意大利纳粹的德国。他开始了从一个军阀向一个独夫的过渡阶段。

　　 从军阀到“独夫”的道路开始了。

　　 他以“第二期”为名义，追逐着“三大成就”，版图的统一，文化的新生活运动，作为未来社会雏形的“新江西模式”。

　　 姜瑞元要缔造的事实上是一个“新中国”，但到1936年，统一的车轮在西安戛然而止，新生活运动和“新江西模式”，也随着以“火并”为象征的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内部倾轧，在一开始就注定了虎头蛇尾的命运。

　　 貌似波澜壮阔的“第二期”成就的，仅仅是他，这个刚满50岁的人，在1936年10月的寿辰上，以“献机祝寿”仪式为高氵朝的所谓“威望”。

　　 威望也如此脆弱，被俘的10天里，经由端纳宋子文等人的嘴，他已经知道了这“威望”是怎么一回事了。这使他进入了震惊惶恐寂寞的复杂心态。对自己一生最重大的反思开始了，而一生最重大的转折，也在这短短几天内，醍醐灌顶般地完成。

　　 如果说，姜瑞元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早年的儒教徒和流民时期，青年的军人时期，壮年的“独夫”时期，与晚年的腐朽“族长”时期的话，那么，西安事变那惊涛骇浪般的14天，正是他从独夫到族长的过渡日子。

　　 这个过渡是如此重大，又如此不易为人察觉。

　　 姜瑞元自西安事变后，其性格发生很大变化，不再苛求于人事，更不再以长者自命。这个未来的族长，惊喜地用《圣经》话语来迎接他的妻子。

　　 此时，仅仅一步之遥，在张汉卿官邸的一间光线暗淡的地下室里，戴笠正艰难地捱着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

　　 22日午后，飞机刚刚在西安降落，杨虎城部的一队乱兵，就举枪对准了戴笠的脑袋。与他私交不错的张汉卿见状，忙使个眼色，让自己的卫兵“抢先逮捕”了戴笠。

　　 接下去的一天多，这个人似乎被遗忘了。既没有人传讯，也没有人探望，送饭。在黑暗里，比黑暗更阴森的无边无际的死亡恐惧，一阵一阵地向这个用短短四年时间就取得惊人成就的特务头子挤压而来。

　　 此时，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是他放荡凄苦的少年吗？

　　 那整整十年，已经娶妻生子的他仍然懵懂于人心险恶市井势利。他是一个顽童，既天真又恶劣，犹如怀揣亿万赌本的赌徒，他毫不吝惜地挥霍着一切际遇，挥霍母亲在乡间用一生积累的好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