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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听起来都是笑话了，捡大豆腐捡不来，邮报纸也邮不出去，还能干啥呀？”

　　黎威笑着说。

　　“是啊，有一天下午，诸主任没来，我正好找他有事，就给他打电话，他接电话，你猜他怎么说？”

　　她又看着他。

　　“怎么说？”

　　“他问我几点了？”

　　她满气愤的样子。

　　“这可咋整。”

　　黎威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了。

　　“我刚来的时候宣传部有一个简报，我拿过来一看最近的几期编号都是第八期，我问李部长，我说这几期怎么都是第八期啊，李部长看了看说，这复印社的孩子素质太低了，诸主任也在旁边，诸主任说，那孩子他不往里务，我心想，那要是刘书记批评我简报为什么都是编号第八期，我就得说李部长和诸主任的素质太低了呗，连一个简报的编号都看不住吗？刘书记批评我为什么报社把报纸印成这个样，我没说报社的人员素质低，因为宣传部毕竟是管报社的，报纸有了问题，宣传部有责任，只能说自己没管好，不能说报社人员素质低，可咱这些人，谁都不承认自己素质低，你说你因为这点事批评他吧，好象咱太较真了，太苛刻了，你说你不批评他，你心里憋气不憋气啊，连一个简报的编号都看不住，还说人家复印社的素质低，但那天我也发脾气了，我说这简报办得还有意思吗，停了吧，就不办了。”

　　她又气愤地说。

　　“其实编号错了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是你责任人得能够承担责任，那就说我马虎了，是我的错，以后注意，不行吗？非得说复印社的素质低吗？连这点责任都不敢承担吗？其实不敢担责的人本身就是素质低的人。”

　　这回黎威没听笑话，而是认真地加以评论。

　　“你咋说这对呢，我觉得这是起码的素质，是道德素质，也是文化素质。”

　　看来她对这事也是深有感慨，并不觉得是一个小事，事情往往是这样，如果与你无关，你可能觉得无足挂齿，不值得一提，如果与你有关，你会觉得非常重要，必须说明白。

　　“勇于担责的人本身给人一种文化感和亲切感，不承认错误的人最叫人气愤。”

　　看来他也有这种感觉，毕竟他在档案局也是一个副局长，也要面对下面的人，谭小艳讲的那些故事虽然他没经历过，但类似的故事，档案局也不一定没有，宣传部尚且如此，档案局会好哪去了啊。

　　“你说部里一共二十个人，党委书记和局长的孩子就占了九个，都是二三十岁，按理说二三十岁是个好年龄，正是干工作的时候，可这些孩子都很不争气，最好的学历才是大学专科，有的还是假学历，根本就是初中毕业，也不知从哪弄来一个大专证书，就顶大学毕业了。现在的大专哪象统招统分时候的大专啊，只要花钱人人都可以是大专，所以这些孩子基本都是念书不咋样，在外地就业无门，所以就靠老爸的面子安排在县里了。因为老爸有权，都想安排在一个好单位，所以就描上了县委县政府了。但这些人基本都不能干什么，不会调研，不会写材料，所以整天就只能从办公室里呆着，你说看着闹心不闹心啊。”

　　也许她觉得故事讲得差不多了，最恨人的事都说出来了，心里也好受了一些，所以她对整体情况进行了一下概括。

　　“是够闹心的。”

　　他很是同情地说。

　　“我刚来宣传部没几天，县里就安排召开全县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我叫姚部长负责起草会议讲话，姚部长说那得先叫各股室写部门总结，各股室的部门总结写了一天，然后姚部长写讲话，姚部长又写了两天，交给复印社打字打了一天，到第四天头上她才看见讲话，我一看也象流水帐，我自己又足足改了一天，还是觉得不太满意，但时间不够用了，就将就着念吧，就这样算把宣传工作会议开了，我当时就想找你，但也没时间了。”